思維補給庫

林靖堂 採訪報導
 民進黨立委林岱華今偕同台灣群眾募資平台業者與民間組織，共同召開記者會，要求金管會與經濟部2週內會商制訂台灣微型創業新法的可行性，讓群眾募資(crowd funding)的微型創業概念，得以在台灣實踐，讓年輕人得以透過類似美國Kickstarter的募款平台，獲得創業圓夢的機會。林岱華呼籲，在政府預算分配有限以及高負債比例的此刻，推動民間微型創業立法，刻不容緩。
今年4月，以公眾委製與群眾募資為號召的weReport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遭主管機關懷疑違反「公益勸募條例」，此事引發台灣群眾募資業者重視，今(12)日數個群眾募資業者與民間組織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期盼政府能盡速制定台灣微型創業新法，讓群眾募資在台灣有法律依據，也讓有創業理想的年輕人，能獲得實踐微型創業的機會。
記者會中，台灣群眾募資平台的農村行動家廖誌汶表示，其所推動的計畫很簡單，僅是希望透過計畫將台灣的年輕人與來賓帶回農村、認識農村，並藉以活絡農村內的產值。廖誌汶說，他是將此理念在台灣的群眾募資平台上獲得許多網友支持，募款2個月內共獲得16萬的資金，吸引266人到農村用餐。

在「歐北來」眼中，「冷門景點」不只是未獲注意的地點， 他們想推廣的核心價值是：傳遞美好的事物、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聯結， 最後，把台灣的美好向全世界分享…
四個年輕人，平均年齡不到三十，在沒有經濟奧援、沒有獲利的動力下，他們決定用腳踏遍台灣的土地，蒐集那些正在消失的鄉土角落、不起眼的人物故事，以及在地人才知道的小吃、景點與文化。
他們將旅行的夢想與台灣這塊土地結合，發揚在地故事的同時，填滿他們的青春。
這個年輕人的團隊叫「歐北來」，他們正在進行的是「冷門景點復甦計畫」。

2005-6-20 19:46:00  张五常 
首先声明，我要谈的是为知识而读书的方法，不是为考试而读书的方法。后者，香港的学生都是专家——猜题目、背课文之能，世间少有。但为知识而读书可以帮助考试，为考试而读书却未必可助知识的增长。知识是读书的目的（ An End ）；考试只是一个方法（ A Means ）。然而香港学生（或教育制度），却很显然地将这两样东西颠倒过来。
　　我可在四个大前提下给学生们建议一些实用的读书方法。若能习惯运用，不但可以减轻考试的压力。而对更重要的知识投资会是事半功倍的。
　　一、以理解代替记忆

2013-03-05 02:04 工商時報 【記者何英煒／台北報導】
　全球IT大廠英特爾表示，現今全世界每11秒鐘所產生的資料量高達1,000TB，相當於13年長度的HD畫質影片容量大小。光是影音分享平台YouTube，每分鐘使用者所上傳的影片就達72小時。
　全球性的網路服務如Google、Facebook、使用者上傳資料、還有雲端服務，均催生了巨量的資料，如何處理、解讀及分析這些巨量資料（Big Data），成為企業增加營收、了解客戶的利器，其龐大的商機，也讓軟體業者包括賽仕電腦（SAS）、IBM、思愛普（SAP）、甲骨文等，都爭相搶進巨量資料分析的服務。
　常見的巨量資料包含網路社群互動資料、部落格文章、上傳影片、感測網路資訊、交易資料及天文大氣、生化等相關資料，其中多數的資料是屬於非結構性的內容，不容易以傳統的關聯式資料庫產品來處理。

2013-2-26  自由時報
記者藍祖蔚／專訪
「那一天，李安告訴我：『這完全不是我要的浪！』我心想完蛋了！我毀了李安的夢！」《少年PI的奇幻漂流》的海浪場景全都委託台灣的巴比倫泳池公司製作，總經理薛義森回想起去年一月他最難忘的夢魘，整個人還會發抖，「電影中老虎怕死，主角怕老虎，李安就是那隻老虎，我怕死了老虎快要溺斃前的那股絕望眼神。」
李安要的浪 會轉彎有層次

主講人: 李安 (電影導演)
主持人: 朱全斌 (台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系應用媒體藝術所教授)
主辦單位: 海上影業公司，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所
朱：在開始之前，我先要代表台灣藝術大學來謝謝李導演這次給台藝大這個機會來主辦這次的講演的活動，還要謝謝在座的劇組人員。我知道他們的工作是非常的忙碌的，那禮拜六其實是他們的休息時間，但他們今天是完全義務的，他們其實都沒有支取任何的酬勞，是完全義務的到我們這邊來，跟大家分享他們拍片的經驗。今天的時間不多，所以我想客套話就不說了，大家今天主要來都是想聽李安導演分享他作導演的經驗。他在這個崗位上也努力了幾十年，大家一定很想聽聽看他的心得。
首先，大家最關心的就是關於「少年Pi奇幻漂流」( Life of Pi)的一個大製作，怎麼會來台灣拍攝?過去可能只有史提夫麥昆(Steve McQueen)主演的那部「聖保羅砲艇」在1962年來台灣拍攝過。之後，在好萊塢拍片的海外拍攝地點選擇上，台灣應該是不在名單上的。這次如果不是因為李導演，相信這件事不可能在台灣發生。所以我想先請李導演來談一下背後的原因，為甚麼當初他們想到要帶這部片子來台灣，還有也請他順便談一下既然來了為甚麼有想到說要有今天這個活動，因為這個活動其實是李導演他自己的構想，想要既然借這個機會把他們的一些工作的經驗也跟大家來分享，所以是一個回饋社會的想法。那麼先請李導演開始。
李：大家好! 很高興看到有這麼多一整屋子的愛好電影的年輕朋友，我覺得台灣真的是可以做電影。首先我謝謝我的工作同仁，今天是他們休息的日子，他們非常熱心來這邊跟大家分享他們的工作經驗，其實我們這些人，包括我自己都是現役的、相當優秀的電影工作者，放眼世界上來講都是這樣。當然我們這個電影是比較大型的電影，是所謂的好萊塢的製片，那他們有東岸、馬來西亞來的，有各國不同的人，那他們大概都不太會講課，其實也跟我一樣，我聽說今天是大部分同學訪問他們回答，我覺得這樣很好，包括我自己也是這樣。其實我覺得電影喔，你問我導演是在幹甚麼我也講不太清楚，就比如說我們今天打拳，太極拳有一個form，武當有一個甚麼form，有的時候我們的話就想形意拳一樣，只有那幾招，然後真的上場打的時候也希望能夠管用，常常要練，常常要演、要做的，大概是這個意思。
我為甚麼會想到台中來拍片，其實去年，差不多一整年以前，我開始有機會來做這個片子，只是這部片怎麼做，在好萊塢現在已經沒有辦法拍這個片，當然是在外面拍，不在洛杉磯。所謂的好萊塢拍片太貴了，這講起來有很多的原因。然後我們就世界各地找，先是阿根廷、西班牙、南非、澳洲，一國六、七十都是在海上漂流的東西。那我個人認為說，海上的戲就是做起來，好像沒有很像，那就是一個大水缸，然後推一下，那個浪打到那頭又回來，我覺得那跟大澡缸一樣，那個水就是左右搖晃這樣子拍，海根本不是這個樣子。我在想說怎麼樣做一個雖然這麼小，有限的空間，可是做大海海流一樣的東西。然而現在我還沒有做出來，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Pi它其實是一本哲學的書，大家都知道Pi(λ)就是兩個數目的那個不合理性、非理性的數目，它就是一直好像找不到交集一樣。第一個這個電影是一個哲學性電影、文學性電影，第二個它是非常貴的電影，然後書很好看，感覺上你可以看到那個東西活靈活現，非常visual。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怎麼講…你很難把它規劃，因為它是一個很長的過程，你很難把它歸納到一個電影劇本的結構。當然藝術電影裏有這種東西，可是當你需要廣大的群眾來拍一個很貴的電影的時候，它就好像一個無解一樣，就是這兩個藝術一直在追逐，一直在追逐，你永遠沒有一個交集。那你要看到這個圓怎麼辦，我就常常在想這一個問題，我第一個想到了3D，就是說這個東西可能會不管電影的結構、劇本的結構帶來另外一個層次。因為這個小說可能你們有人看過了，它是，對我個人來講是一個說Story，就是故事到底是甚麼東西。作者本身說它是一個宗教信仰的東西，可是我覺得它在宗教的著墨不足以說「宗教是甚麼東西」。我們講幾千年，其實一萬年也講不出個所以來，所以這個東西講不到甚麼東西。我覺得它是一個對author，就是作者是甚麼，你聽故事的人是甚麼，我們為甚麼會要相信故事，這個層次的辯論我覺得它有一個蠻精闢的見解。他用這個faith，就是我們的信仰，人生的意義是甚麼，它的結構是甚麼，它這個有一個很好的辯證。當然它是一個寓言的故事，我正在想這個的時候我就想到3D，或者我用3D可以分出另外一個層次，可以創造一種新的電影語言。因為我們知道3D，現在看基本上大家會覺得是一個把戲，卡通片的把戲，還沒有真正的發展出一個3D的電影語言出來。我們都不斷的在摸索，包括他們技術人員、我們創作人員，都還在摸索的階段，嚴格說我們都還不知道自己在幹甚麼，所以這本身是一個冒險，當然也是非常令人興奮的一個開拓的事情。我覺得我們站在一個電影的前線，好像要開拓一個甚麼東西這種感覺。所以我在想說3D要怎樣在劇本上面有3D的表現，另外一個層次的思維。然後在不管是拍水、拍人物還是拍人在講故事的時候，可以怎樣做一個不是平面，也不是3D去表達2D電影思維的一個東西，而是能夠把它變成一個幾乎像劇場，或者是art …（13:50）這樣的一個電影形式。我一直在思索這個問題，當然現在還沒有拍到一點東西，還沒有開始拍，未來都是一個未知數。我覺得這個東西讓我很興奮，經費上面讓我覺得非常的困惑，也讓投資者非常困惑，到底應該怎麼樣看一個這樣的片子。我一向就是很喜歡這種挑戰，就是大家覺得無解，你沒有辦法歸類的時候我覺得是最有情趣的，當你打中的話就是左右逢源，打不中的時候左出右出甚麼都不對，這兩個情況我都碰過，那我希望這次是一個成功的經驗。
我在去年回到台灣參加金馬獎的時候，我曾經建議新聞局說你們應該蓋一個片場，但這個事情大家都沒有什麼答案，他們就說你去地方上看看好了，其實是一個很空頭的事情。我跟胡市長還蠻熟的，他就說我有三塊地你看看，我不是為我而蓋，我是為新聞局想這麼一回事，現在這個事都還沒有甚麼啦，一個著落。然後我就看到水湳機場，我就想，突然一個很奇怪的念頭打進來，我突然想到其實那個Pi沈船的地方就在台灣東邊，就是馬里亞納海溝，離開菲律賓西北邊四天的地方，我就想到這個地方來。剛剛朱老師講，台灣只拍過一部好萊塢片子《聖保羅砲艇》，其實那個片子是因為二戰時期他們沒有辦法到上海就跑到基隆去拍，整個拍攝的過程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大家都搞不清楚，後來那個片子也被禁掉了，一直到二三十年後才重新播出，所以我想跟這次的經驗相當不一樣。
當初電影公司覺得我瘋了，怎麼會到台灣來拍這樣的電影，可是不曉得為甚麼我就覺得台灣應該是拍這部電影的地方。其實Pi漂流的地方，我覺得這是一種宿命，Pi漂流的地方其實跟台灣同一個緯度，從台灣一直漂到墨西哥。我想，墾丁像墨西哥的海灘，然後我想到水湳機場有些機棚可以當作我們的影棚，還有它那麼大一塊空地，可以做我們的大水池來試驗我們的那個水池，看看做的成做不成，然後它還有一個航站正好作我們的辦公大樓，我們把它改作辦公大樓。我帶這些工作人員過來，我覺得其實蠻驕傲的，我覺得他們讓我很驕傲，沒有一個人吵著要吃西餐，每個人都用筷子，很乖喔…也很熱心。然後他們也用了，現在進來有一百多個，將來會有兩百多個，就是本地台灣年輕的電影工作人員。我則在裡面改了一個大廚房，在航站裡面，每天我看他們在一起吃飯，在一起工作的樣子，我覺得好像一個電影的烏托邦，an utopia，好像上一部電影的胡士托一樣，就一堆人很和氣的在那邊一起做一個東西，然後我們的製作工廠啊，我們造的景啊，一樣樣東西出來，大水池也慢慢建起來，能不能用還不曉得喔，我覺得，感覺這個冒險覺得非常的溫馨，非常的踏實。我希望是一個很好的經驗，我覺得說這個經驗當然也沒有辦法說一天分享給大家，我們帶了一些年輕的工作朋友一起要去做。然後另外我發覺說，我來做以後真的非常proud of Taiwan，有才華的人。因為我一直覺得，過去我的經驗，在台灣的時候，其實沒有什麼電影工業，那當在沒有電影工業的時候，你培養最大的是導演的ego，導演變得很偉大，其他的工程人員是縮小到幾乎沒有的。那這樣的工作裡面，有一個很大的漏洞就是說，電影不是不好，可是它是很小情的，是很個人的，它跟一般的觀眾有很大的差距，它會比較搞拐(台語：頑皮)一點，然後其他的工作人員很難投入，所以它會有這種市場，很難去賣。我們賣不是說我商業就是，就是不好的事情。但你需要一個健康的身體承載那麼多的工作event，電影才能夠健康起來，才能夠有個工業。不過是大的像大陸的市場、好萊塢那麼大的市場，或是台灣中小型的這種市場，它都要有一個機制在裡面。過去我們的國片有東南亞市場，有香港這樣的地方，所以它有一種電影工業，但這些東西在70、80年代逐漸沒有以後，我們只能發展個人的電影。那這最後一個單打獨鬥，每次拍片都好像把它拍死一樣，因為它幾乎沒有一個模式，每一樣東西他都要去打搏一次。像我弟弟(李崗)坐在這邊，很辛苦很辛苦，那跟工作人員做完，常常都要病倒，然後，沒有辦法生活，一個熱情它不能夠維持那麼久。我覺得需要像他們(劇組)一樣，做的每個人健健康康，都有家庭有小孩，他們都把小孩帶來台中上學，上美國學校，因為他們每個人找到位子，他的工作是很踏實的。然後，我導國片跟西片不太一樣，西片的時候把它break up，一個idea把它分解以後，分析出來，分析以後把它一個個結構，把它分成很多不同部門，那他們就可以投入，我可以從裡面吸收很多的養分，那這個東西我覺得是一個相當值得介紹給台灣的，這樣的一個工作機制。那這個工作機制它有一個反面就是它需要一個電影工業，需要一個市場，那相對它也會不自由，也要面對片場的這種壓力，賣座的壓力，金錢的壓力，那我就要常常想奇招怎麼樣破解它。這個對我來講沒有關係，自古以來文人都是要面對壓力的。以前有我的自由，沒有了自由，怎麼樣表達自己，那就是導演上面很重要的工作。嗯…我越講越遠了。
朱：李導演剛剛講的，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他就是一個很喜歡挑戰，也很喜歡壓力的人。不過我一直不了解，通常我們要適度的壓力就好了，可是我覺得李安導演每次選擇面對的挑戰都非常大。例如這一次拍攝這一部少年Pi的奇幻漂流，我們今天上午有聽David Warmark (製片)先生講，這個案子它其實在福斯公司已經經過好幾手了，也找了很多的導演來發展，最後都沒有成功。如果說已經經歷過兩三個導演都沒有成功，那它一定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案子。為甚麼李導演在碰到這個案子的時候你反而對它產生興趣? 我剛剛想到一個問題，當你決定，也就是說經常送到你桌上的劇本一定非常非常的多，那當你在挑選這個劇本的時候，你的背後的criteria(參考因素)是甚麼？你決定說我要拍這部片或不拍那部片子，背後帶領你，影響你決策的那個因素是甚麼？比方說這一部片子，它已經有那麼多的導演都嘗試是不成功的，為甚麼你願意做？
李：我想，因為人家沒有做成功對我來講是很有吸引力的，我覺得我比較特殊，我比較厲害，可能我可以做成功，有一種僥倖的心理吧。我想做電影，第一個有人成功有人失敗，但是我敢說一句話，我絕對不是一個要安全感的人，喜歡做的事情，一定是不安全感的。我經過失敗，我經過成功，在家裡待過窩過，也得過獎，可是總共說起來有一個一字不漏的就是，永遠沒有安全感。所以很諷刺的就是說，當我覺得有安全感的時候，反而覺得好像甚麼東西不對勁。當然頭三部戲的時候是有心裡話可以講，我把我的台灣的經驗把它寫出來，這都我自己寫的，之後呢就是接受一些挑戰。我覺得每部片子，其實拍一部兩部我就知道，電影其實不是你有甚麼話要講，我這一輩子有二十部片要拍，分別是甚麼主題，我要一部一部把它做過去，它不是規畫出來的，它是跟你的成長，跟你人生經歷一直並行的東西。它其實就是我的生活，包括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公司員工，eventually(最終)我的觀眾，跟著我一起在裡面攪和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覺得當我拍一部片子的時候，如果我拍一開始，這個故事甚麼起承轉合?賣點在哪裡?誰演?這些電影老闆希望知道的事情我都知道的話，對我來講這個事情根本其實是為甚麼我要去拍電影，這是一個公式了嘛，沒有意思。所以常常吸引我就是，「欸，很有興趣」，不曉得為甚麼有興趣，這個事情跟我其實沒有關係，印度跟我有甚麼關係，海上漂流這種奇怪的事情跟我有甚麼關係。好像可以做，好像可以那樣做，然後想到無解的時候，可能要花一兩年時間來追求一個答案。那這兩年，我把時間花在這件事情上面是非常的欣慰，然後我可以鼓動很多人，一兩百、三百個人，跟著我在裡面攪和，很有意思。就是這樣的時候，我就會想拍。
通常都是沒有方法，像大水池我也不曉得怎麼辦，3D我也不曉得怎麼辦，一個年輕的小孩沒有演過電影我也不曉得怎麼辦，它的economics經濟狀況，預算跟觀眾的需要量是不成比例的，不曉得怎麼辦就會激發我的鬥志。當然電影一部一部的拍，能激發我的鬥志的東西也越來越少，越來越難找，不過我們人都是很humble，應該很謙卑的，永遠都是會有東西刺激到，覺得說我實在太渺小了，我怎麼樣做這個東西。其實我不是求怎麼講，looking forward for，就看我們是不是能夠走到懸崖邊然後不要掉下去，有時候掉下去，有時候不要掉下去，就找這個邊緣感，一種刺激，有的人就是喜歡這種刺激，像我。我表面上是很平和的人，可是我想我滿喜歡刺激的，刺激感嘛，有意思。
其實我剛做導演的時候也不曉得為甚麼，只是想拍片而已，一輩子拍不出來很不甘願，就一直想拍片。拍了兩三部以後就好像有一些社會義務，也得了獎，大家都尊重我，好像有甚麼issue要去講，有甚麼議題要發揮，社會…好像有話要講。無意識中，我們好像乩童一樣，好像甚麼東西附身，其實是那個題材選擇我，但我沒有辦法控制，當我有這一種感覺的時候，我覺得就是做這個電影的時候到了。所以我常常，因為我拍電影在形式上滿成功的，常常都會有人跟我說你應該去拍甚麼，這個電影你非得拍不行，三天兩頭都有人跟我講，這都是一個夢想，都是很應該拍的東西。我常常聽到這些的反應是害怕，因為你應該拍的東西就是我不會拍的東西，其實你最不應該做的你就會想做。講起來很玄啦，我想很多在拍電影的人都有這種心情。

2013-2-26 自由時報
〔記者鄒念祖／特稿〕奧斯卡獎曾多次讓李安從「眾望所歸」變成「抱憾而歸」，這次《少年PI的奇幻漂流》卻讓李安驚喜逆轉勝，擊敗闡述美國立國精神的《林肯》，二度打敗好萊塢大老闆史蒂芬史匹柏，贏得最佳導演獎。
奧斯卡風向球 遇李安總失準
從每年十二月開始，各大影評人與公會獎陸續揭曉，成為一個個奧斯卡風向球。但這些風向球一遇到李安卻總是失準，從他拍攝的第一部英語電影《理性與感性》，一九九六年在金球獎贏得戲劇類最佳影片，卻在奧斯卡輸給《梅爾吉勃遜之英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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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在照片]
恭喜您，最親愛的 李安導演！
在《李安三部曲》的數位修復與發行過程中，有幸重新接觸了許多當年的第一手資料，其中，包括了最初幾稿的劇本，以及 李安導演的拍攝手稿...等。

〔駐美特派員曹郁芬／華府十八日報導〕「陳醫生是我最好的朋友！」在街頭流浪近三年又再度成為發明家和企業家的威廉斯提到陳榮良，表示他絕對不只是事業夥伴而已。
不只是事業夥伴 陳醫生是最好朋友
身為一個基督徒，威廉斯相信，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有意義的。但他也確實沒有想到，要經過這三年絕望痛苦的街友生涯，搶匪的毒打，然後遇到陳榮良，他才真正明白這一段人生經歷的意義在哪裡。
不過，問到這段大起大落的經歷是否令他意外，威廉斯的答案卻是：「不！我知道有天當媒體知道我是誰、知道我的故事，會發現這是一個很棒的故事，所以我一直都在記錄自己的生活。」

〔駐美特派員曹郁芬／華府十八日報導〕從醫療器材的發明人淪落成無家可歸的街友，再從被打、被搶的絕望街友變成發明家，被無數媒體追逐，甚至和好萊塢簽下一紙電影合約…，麥可．威廉斯（Mike Williams）的傳奇故事，在短短三個月內紅遍全美。目前他忙著為街友和災民建造可舒適居住的「移動艙（Pods）」，為街友設專用社區奔走。
麥可．威廉斯故事 轟動全美
而在這個故事裡改變威廉斯命運的人，則是今年七十二歲、來自台灣的泌尿科醫師陳榮良。他為受傷的威廉斯動前列腺手術，鼓勵威廉斯重拾發明長才。總是默默助人的陳榮良，突然成為媒體矚目的英雄；美國公共電視台以及ＡＢＣ電視網的熱門調查採訪節目「20/20」相繼採訪他，加州州長布朗打電話給他，希望合作幫助街友，美國白宮的幕僚也和他聯絡。好萊塢的電影公司則告訴他，影片中要扮演他的演員已經找好了。
故事的起頭原本是一個悲慘世界。今年六十歲的威廉斯曾經擁有二十項發明專利，包括牙科醫生專用的口腔手術攝影機、心臟手術攝影機。但是長年照顧得了阿茲海默症的姻親，再加上投資錯誤，使他在二○○九年陷入破產狀態，隔年，二十八年的婚姻也因此告終。在前妻再婚、三個兒女都無力收留他的情況下，他帶著電腦，隨身衣物還有五歲孫女送他的馬克杯開始開車流浪。最後付不起貸款，連車也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