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創新發現誌/32期)

文/鄭志凱
 

2000年結識一位在矽谷知名創投公司任職的青年俊秀凱玲,幾年後有一天她從德州送來一封電郵,告訴我她剛辭去華爾街薪資優渥的工作,決定在休士頓落腳,開始她的「社會創業」。

又過了幾年,凱玲邀請我參加一次特別的聚會,與十幾位剛從監獄釋放的更生人共聚一堂,披薩加可樂,輕鬆的聯誼。原來當年凱玲訪問休士頓監獄,聽說出獄的犯人,兩年之內再次犯罪的回籠率竟高達50%,原因是他們在監獄蹲得太久,出獄後親友關係失聯或避不相見,原有的謀生技能早已與快速變遷的社會脫節(例如許多人沒用過手機、筆電),走投無路,只好重拾起昔日的勾當。

凱玲目睹這個問題,不僅動了惻隱之心,還劍及履及,辭了工作,動用她在金融界的人脈,成立了基金會。基金會到監獄開課,指導即將開釋的受刑人撰寫創業計畫書,傳授基本的商業概念,結業前還舉辦創業計畫書大賽,邀請創投家擔任裁判。受刑人獲釋後,凱玲想方設法安排小額貸款或投資,並且組織更生人校友會,定期聚會,就算沒了親戚朋友,還有過去「同窗」彼此打氣。經過幾年的運作,基金會輔導的更生人回籠的比率低於10%,許多人真正得到再生;這樣的成果,讓不少監獄主動找上基金會,請求提供相同的輔導,政府補助經費和民間捐款也源源而來,幾年間,她的基金會已經有2、30位員工,一年好幾百萬美元的經費。凱玲的夢,結合她的專業,幫助了上千位可能再次墮落的社會邊緣人。

患不均?來點社會創新

社會創業與商業創業有許多共同的地方,都需要市場、資金、團隊,但是還有一樣大家常忽略的因素,就是創意。資本主義當令的時代,創新的焦點完全集中在私有部門,目標是如何創造更多的財富,使之不至於「患寡」,至於經濟活動的另外一支重要任務-如何適當的分配財富,避免「患不均」,變成政府部門的專屬義務,演變成稅負或社會福利之類的政策問題。但是跟政府部門談創新,就好像期望大象學會翻觔斗,還好近年著名MBA學府紛紛推出社會創業(Social Entrepreneuring )或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的課程,而且普遍受到學生的歡迎,要翻觔斗,還是教大象背上的猴子容易。

有人分析西方民主國家提供社會福利的歷史,大約可以分成四個不同的階段。20世紀初,英美政府幾乎不參與任何社會福利工作,所有的負擔落在家庭和民間慈善組織肩上;1929年大蕭條後,英美擴大政府的職能,政府當起大家長,直接提供各種扶貧、救濟、失業、養老等等的福利方案,民間的功能反倒逐漸式微;第三個階段裡,政府和民間形成承包關係,政府把許多在第二階段中拉攬上身的責任外包給民間單位執行,以增加效率,減少政府開支,卻沒有改善社會福利的積極野心;這種消極態度在美國歐巴馬和最近英國卡麥隆上台後有所突破,因此可以稱它為第四階段的開始。

由大政府轉向大社會

歐巴馬於2009年編列5千萬美元預算,成立「社會創新基金」(Social Innovation Fund;SIF),金額雖低,願景卻很遠大;它就像一般創業基金裡的種子基金一樣,提供小量資金,讓具有顛覆性、原創性的社會創意能夠驗證可行性,成功了,再放大規模,讓更多需要幫助的人受益。今年7月份SIF剛剛宣布了獎助的名單,共有11個基金會獲得從2百萬到千萬美元不等的資金補助,它們所提供的社會福利工作包括弱勢家庭青少年就學就業輔導,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教育和財務規劃,經濟落後地區的脫貧計畫,這些百花齊放的創新點子,在受到法令或立法程序五花大綁、死氣沉沉的政府部門裡根本不可能出現。

5月才當上英國首相的卡麥隆,7月就宣布成立「大社會銀行」(Big Society Bank),號稱動用4億英鎊,敞開公共服務的大門,結合民間慈善組織和社會企業,引進豐沛澎湃的社會創新能量,打造一個全民參與的大社會;大社會,正是從前大政府的對照,它是政府與民間攜手合作共同創造的社會願景。

其實早自2、30年前起,美國管理學泰斗彼得‧杜拉克和英國管理大師韓第就已經大聲呼籲非營利的經濟活動是有待開發的處女地,杜拉克認為應該將非營利組織的生產力提高3倍,韓第也鼓勵思考新的組織結構,以迎接未來日益重要的非營利組織經濟。他們兩人在大西洋兩岸著書、撰文、演講、成立基金會,提倡非營利活動的音量並不亞於他們早年對營利活動的關注,時代潮流的發展也正面呼應他們的遠見;由於民主選舉民粹當道,政治人物只好用政策買票,現存的社會福利一項不能少,新的政策一件一件加上去,稅賦一分不可以增加,政府部門還必須越小越好,結果自然導致政府及整個社會向民間尋找資源,以應付日益龐雜的社會福利需要,資料顯示,美國民間非營利部門已經占GDP的7%,高於4.7%的國防預算,而且不斷持續成長。

創新成果由社會全員共享

究竟什麼樣的創新可以稱為社會創新?它和一般的創新有何不同? 史丹佛大學出版的《社會創新評論(Social Innovation Review)》季刊對社會創新做出以下的定義:「社會創新提出一種新穎的方法來解決某項社會問題,這個方法跟舊的方法相比,更有功效、效率更高,既公正又能夠永續,而且它產生的價值由社會全員共享,而非由少數個人獨占。」

社會創新的成果雖然以軟性的服務為主,但是也不乏以硬體創新做為致能技術(enabling technology)的案例,例如MIT主導的「一童一筆電」計畫(One Child One Laptop),還有許多為貧困落後地區設計的飲水設備、衛生器材、甚至於醫藥,都牽涉到實體的創新。社會創新並不排斥獲取利潤,但是利潤是為了能夠永續經營,或者擴大服務的對象,而不是為了少數的投資人或經營者。最有名、貢獻最為卓著的社會創新應該是「微額貸款」(microfinance),孟加拉人尤努斯博士創辦鄉村銀行(Grameen Bank),30年間貸出接近10億美元,讓數千萬既無抵押擔保也無信用額度的低收入戶,能夠得到小量現金,從事起碼的營生,脫離無止境的貧窮夢魘;鄉村銀行的成功讓許多商業銀行看到窮人市場這塊大餅,紛紛推出各種類似的貸款方案,但是最大的差別是鄉村銀行以利潤養組織和客戶,商業銀行則期望更高的利潤以報答股東,因此貸款利率較高,偏離了微額貸款服務社會的原始宗旨。

1960年甘迺迪在總統大選前發表成立和平志願團(Peace Corps)的政見,50年來超過20萬以上美國年輕人足跡踏遍世界各個角落,從事各種志願工作,為美國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這可以說是一個美國政府主導社會創新的成功案例,但也可能是最後一個。今天全世界民主國家背負龐大財政赤字,卻面臨前所未見的嚴峻考驗,人口老齡化,財富兩極分配,經濟負成長,失業率居高不下,再加上不做就太遲的環保問題,簡直是千頭萬緒,政府資源卻捉襟見肘,唯一的出路是提供一個良好的社會創業的環境,鼓勵民間部門參與,釋放社會創新的能量。有創意的創業者,也多了一個選擇,開公司賺大錢,不必是唯一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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